2012中美电影节学术论坛



与美共舞的“中国镜像”

——“2012 中美电影学术论坛”综述

2012年10月27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黄会林院长率领来自北京与上海的四位电影界专家、教授及该研究院随行工作人员,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在美国南加州大学(USC)的维特·菲利普斯会堂(Waite Phillips Hall)与中美电影节、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联合主办的主题为“中国镜像与现代性”的中美电影学术论坛。这是今年已经第八届的中美电影节第一次在美国当地举行学术性的电影研讨活动。


此次中美电影论坛的中美双方专家均来自两国知名大学和电影研究机构,中方专家有: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女士,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电影学教授丁亚平先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著名纪录片导演张同道先生,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教授、亚洲电影研究学会副主席陈犀禾先生;美方出席的专家有:美国南加州大学中美电影研究所所长杜克雷(Clayton Rose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戏剧影视教育家、评论家罗伯特·罗森(Robert Rosen),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电影艺术系教授杰森·斯夸尔(Jason E. Squire),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电影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研究专家骆思典(Stanley Rosen),以及近年来多次与中国合作的著名电影编剧、导演理查·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和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电影系主任、电影导演胡雪桦先生。       

此次“中国镜像与现代性”的中美电影学术论坛,由中方教授黄会林院长和美方教授杜克雷院长联合主持,论坛设计为“教授发言、自由讨论与深度问答”三个环节;不仅许多来自南加州大学的学生兴致勃勃地参与了研讨,多位关注中美电影发展的从业者与创作者也莅临了会场;中美双方教授不仅就中国电影目前的处境与未来发展展开了深入交流,还与参会的电影从业者与中美学生代表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在场的十一位专家以中国的民族电影为切入点,从现代发展的角度,就当代中国电影如何被西方观众接受以及进一步走向世界,增强中国电影文化的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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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教授在论坛总结时的一席话语,更是将此次研讨会推向了最后的高潮,充分体现出笔耕不辍的老一代中国电影学者对于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长久的思索,以及对于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薪火希望。在此次论坛中,中美双方教授就以下方面进行广泛并且深刻的交流,讨论了中美电影业与中美电影学界都普遍关注的热点与话题,并得到了以下共识:

(一)中国电影最大的魅力应该是对于人自身的终极关怀

早在2012年上半年,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就向此次论坛的五位美国教授寄去了近年创作的五部具有独特气质、饱含民族风情的中国电影,它们是:《可可西里》[1]、《骆驼客》[2]、《喜马拉雅王子》[3]、《额吉》[4]和《碧罗雪山》[5],而这五部电影得到了美方专家的一致好评。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电影艺术系教授杰森·斯夸尔(Jason E. Squire)先生,首先就对这五部电影的拍摄完成就发出了自己的感慨,他在发言中说:我们非常荣幸能够看到这五部中国电影,有几部之前我从未看到过,不得不说,这是一面透视中国电影制作的窗口,尤其让我感到震撼的是那些漂亮的视觉画面。而且,大多数影片是在充满挑战的条件之下诞生。大量的日景、夜景,甚至影片的每一秒内容都是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用非常令人震惊的方式制作而成,这的确称得上为高超的电影艺术。关于影片的人物设计、故事架构与主题表现,美国著名电影编剧、导演理查·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所有这些电影的主角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并且所有的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怀旧——现代社会对于他们生活的不断侵犯,造成了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逐渐消亡,面对其民族文化与生活遭遇的现状,创作者给予了自我的深刻反思。另外,安德森教授还对电影《喜马拉雅王子》中对于角色的颠覆处理给予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这是一个在中世纪的西藏发生的具备中式风格化的 哈姆雷特” 版本,他很幽默的说,这种情节处理证明了当我们运用现代手段来演绎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哈姆雷特的叔叔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另外,作为资深编剧的他,还发现了《可可西里》、《额吉》与美国著名导演约翰·福特的电影的一些共同之处,那就是简单的叙事传统与可信的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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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什么是电影的“现代”,什么是“过时”,什么是当下的“时尚”时,安德森教授认为这些定义其实都是来自于对电影制作技术方面的考虑,而他始终认为,一部伟大的电影,其核心是在于拥有精彩人物和伟大故事,而不是它的技术有多绚烂。约翰卡特的电影以失败而告终,就说明电影虽然有最先进的技术也是无用的,因为它们却忽视了电影创作中最为核心的元素,那就是人物。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黄式宪教授,更是用自己的发言呼应了美方教授的观点,在他关于“镜像与诗学: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人文原生态与现代性的交融”的发言说:我们需要从新的现代视角,在人物塑造这个基本命题上,做出新的探索,赋予银幕如同文学那样以写好人物及其命运作为第一位的课题。而中国的少数民族电影,尽管尚处于电影市场的边缘,却以其独特的人文原生态及其现代美学风采,为中国银幕增添了一道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风景线。虽然这些民族电影都属于中、小型投资,但它们所体现的内容都是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以此生发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就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而言,这些少数民族电影,必将在中国与世界电影的对话中焕发出一股清新并且鼓舞人心的“文化软实力”。因此,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要具有“世界眼光”,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现代人文演进的优秀成果,藉以丰富并拓展我们民族文化的现代内涵,不断拓宽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而事实上,此次论坛选送的五部电影作品,就是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与世界的交流中享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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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式宪教授的观点也更是应证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教授关于构建“第三极电影文化”的创见,黄会林教授在开场的发言中就强调了,作为文化载体和表征的电影或电影文化,大致呈现出与当今世界文化格局相适应的分野。而禀赋着华夏文明数千年辉煌、阅尽百年沧桑却充沛着现代变革活力的中国电影文化,可以构成与欧洲电影文化、美国电影文化并肩而立的“第三极”。黄会林教授所说的“第三极电影文化”,其核心要素就是代表中国几千年来优秀传统的人文精神,将尊重和维护人的价值与尊严放在突出位置。中国的电影创作,就应该发轫于中国文化当中“以人为贵”的传统,透过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来反映历史或现实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从而与世界展开对话。同时,黄会林教授还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三极电影文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所做的一切还处在探索和起步阶段,需要各界专家与学者的大力支持。

“第三极”电影文化,是针对世界电影发展格局提出的带有一定战略性思考的学术构想,在此次的中美电影学术论坛中,是黄会林教授首次将 “第三极文化”、“第三极电影文化”的学术观点带到了美国,并对此做以了充分的说明与论证,多位美方专家都对此表示赞许。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化在新世纪全面复兴发展的态势之下,通过与世界多元电影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第三极电影文化”一定可以经过时间与实践的检验获得更好的成长与更多的滋养。中国电影的发展需要抓住机遇,需要提高到一个新的文化高度来认识自身,而这恰恰也正是构建并发展“第三极电影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同时,这也是对中国电影提出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电影谋求持续发展的途径与道路。

(二)密切关注中美电影合拍当中的优势利弊

在中美电影学术论坛上,来自中美双方的专家都在自己的发言中谈到了中美双方的合作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电影学教授丁亚平先生,就在他的《全球化视野下的“第三极”电影文化诉求、市场策略及其未来走向》的发言中说: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的关系从中国电影诞生之日起,就有很多复杂的互动关系。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好莱坞重新进入中国,成为了近年来对中国电影影响最大的外在因素。对于中国电影说来,“全球化”就是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的国外商业大片大举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另外,还有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好莱坞不仅非常强势,占领了大部分票房收入,还影响到了中国观众的欣赏倾向,中国观众形成了多是以好莱坞为主导的单一的欣赏趣味。而这样的“全球化”,究竟会对中国的本国电影发展造成怎样的危害和影响,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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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2012年年初,中美双方签订了“中美电影新协议”,进口片每年在20部的基础上再增加14部美国3D电影,美方的票房分成从13%提高到2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片所占份额的优势十分突出。2012年上半年,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发布的数据,上半年全国票房收入为80亿7185万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比2011年同期的56亿9837万元增长41.65%,其中国产影片28亿524万元,占总票房的34.75%;进口影片(38部)票房达52亿6661万元,占总票房的65.25%。在国内电影市场公映的141部影片中,进口片所占份额优势突出,对国产片票房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再来看中美合拍片的海外票房:《赤壁》[6]在韩国和日本卖的很好,但是在美国却并不乐观;另外一部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7],在美国只有0.9%的票房,另外99.1%的票房都是在中国。这是部史诗巨制的电影,拍摄精良、规模宏大,导演徐克在美国也有相当的知名度。而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电影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研究专家骆思典(Stanley Rosen)先生认为,这部电影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它不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我们并没有生活在那样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它并不反映现实,这是中国电影带给美国观众的巨大障碍。而在美国,只有1%的北美市场的字幕电影是那样。”可以说,中国电影在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情况可能会一样,甚至越南也差不多,但是在西方市场恐怕就不会那么成功了。骆思典教授还认为,好莱坞会第一时间翻拍优秀的亚洲电影,是源于电影本身的题材与情节,比如日本电影《雨》、《龙纹身的女孩》、《我们可以跳舞吗?》等等,其中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香港导演麦兆辉的《无间道》[8],从各个方面看,这都是一部优秀的亚洲影片,也是唯一一部获得很高票房收入的好莱坞翻拍影片。好莱坞在翻拍其他国家电影时是有一定优势的,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所以翻拍别国电影时一定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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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坛现场,骆思典教授还谈到了中美合拍片的优势与劣势,他以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9]为例,做出了自己详细的论证——这是中国官方制作的“冲奥”影片,大规模制作,国际化投资,知名导演与国际影星的首度合作,恐怕是中美之间有史以来最有看点的合拍片。但是,这部影片最后是失败的,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有一点不能不提到,“制作方花了两年的时间与美方协商,究竟如何启用贝尔这样的明星,如何拍摄这部电影,彼此之间最终没有达成共识”。另外,美国观众不是很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虽然影片的片名改成《THE FLOWERS OF WAR》,以避免所谓的“中国宣传”,但最终效果还不是很好。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打开美国电影市场的方式,不仅仅是著名中国导演与知名美国影星的简单合作就可以达到的,这需要制作方、创作方进行多方位的深度沟通与交流协作的前提下进行。另外,骆思典教授还表现出对于冯小刚新片《1942》在美国票房的担忧,“虽然这部电影依然与好莱坞巨星(蒂姆·罗宾斯和阿德里安·布罗迪)合作,但恐怕会和《金陵十三钗》一样是个悲剧结局,很少有美国人知道中国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背景,它很可能会被看作是一部非常令人沮丧的电影。就像《唐山大地震》[10]在中国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票房很成功,但是美国票房只占其全球总票房的0.1%。”

面对美国教授提出的问题,中国专家也回应了自身的思考。丁亚平教授就在他的发言中提出了发人深思的两个问题:在电影面对市场的导向下,中国电影创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本土化战略?在电影作品进入票房市场的同时,是否就能同时进入观众心灵?这些都值得中国的电影从业者沉静下来,好好思考。当下的中国电影,需要在虚华的表象之后保持足够的清醒,需要中国电影从业者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并与海外的制片公司展开“形神兼备”的合作,需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天然优势立足于本土,挖掘我们现有的故事资源;同时,还需要极大限度地融合好莱坞遍布全球的发行网络与营销手段,以构建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格局为目标,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紧密结合,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艺术感染力,从而实现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全球战略。

(三)注重培养电影从业人员的创造力与探索精神

此上内容是本次论坛的中美专家对中国电影创作与中美电影合作两方面所进行的深度探讨,而说到电影行业发展进步的核心要素,那就必须要谈到“如何培养高素质的电影从业者”这一终极命题了。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电影艺术系教授杰森·斯夸尔(Jason E. Squire)先生,在一开场时就强调:中国专家送来的这五部电影很成功,其原因就在于角色塑造的很成功,观众会被他们所扮演的人物和必须完成的各种任务深深的吸引。那么,这对于创作者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这对于电影制作者来说,他们必须有一点要始终地保持清醒,那就是什么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要带着这个想法去进行每一次创作。创作者必须对于自己要拍摄和所拍摄的内容有自己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之中找到自己最丰富、最敏锐、最富感染力的表达,对于电影创作的各个环节与部门来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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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戏剧影视教育家、评论家罗伯特·罗森(Robert Rosen)的发言,就在培养电影人才方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与创作经验,提出了培养电影人才与提升创作能力方面,所应特别注重的五点要素:1)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事关电影未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电影的创作团队;2)对于培养电影行业的创作人员来说,关键是要培养学生在内容、语言、风格方面的探索精神;3)创作人才的培养目标,是要在其大脑中存蓄一个软件,使他们能够生发出更多的叙事方法,并有与其相对应的电影结构、语言与风格为依托; 4)要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电影创作者进行训练,要把理论学习融入到对电影创作人员的培养中;5)关于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那就是一定要创作有本国特色的电影。罗伯特教授特别向中方专家反复强调:中国一定要制作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找出让中国电影吸引世界的方法,一定不要简单地模仿和照搬美国,因为“在中国模仿美国大片不会产生同样的力量,中国和美国的文化背景、历史发展都太不相同。”当谈到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时,他直截了当的说,中国电影一定要 “Be Chinese(做自己)”,立足中国,全场观众对此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同样,来自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电影研究中心的骆思典(Stanley Rosen)教授,也强调了中国模仿美国电影的弊端以及中国电影缺乏原创性的问题,他以中国的国产电影《我知女人心》[11]为例,说明中国翻拍美国电影时存在的问题。这部翻拍自好莱坞的爱情都市题材电影,虽然采用两位国际知名的男女明星,但是效果并没有事先设想的那么理想,影片在中国国内创收4000万美元,但是在美国的票房收入只有19万美元,占总票房的1.2%。在他看来,中文电影的票房收入很大程度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土,如果中国电影放弃本民族的表达,只顾着从国外照搬和模仿,那是一定不会有好的票房成绩,也一定不会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同时这也一定不是一种良性的创作方式。同样,来自于中国的电影学教授丁亚平先生,也在发言中支持并呼应了美方教授的观点:目前的中国电影,亟待一批更有远见、更有追求的青年导演出现,需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获得可以主导中国影坛的话语权。如今,培养这样的电影从业者将是中国电影长久进步的源头力量与“重中之重”,而美方专家所提出的五个要素,十分值得我们中国的电影教育者们去思考并借鉴。

(四)面向全球的电影制作与发行时代的到来

十一位中美专家不仅就目前的中美电影现状和电影教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还就世界电影的未来做出了前瞻性的预测。美方的杰森教授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了他近四、五年来所研究的一个课题,同时这也是一个对电影未来而言值得思考的问题。他说:现在网络上盛行一种DIY影片,事实上它并是不由所谓的导演自己一个人来完成,而是由一个值得信任的核心团队用低成本的数码手段制作,再通过VOD等平台进行传播(例如 iTunes, Amazon等)。在他看来,这种活动将在今后引领全球化的影像制作市场,“DO IT YOUSELF”的电影制作方式,寻找到了更加广阔的与观众互动、交流的平台,它不仅面向全球,还面向“全线”,在给观众带来娱乐消遣的同时,一定也能给制作商带来丰厚的收益,他认为,这是影像制作今后的发展趋势,也将是电影创作者与制作团队未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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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美国电影编剧、导演理查·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也说:从好莱坞成立之日起,好莱坞电影公司就聘请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电影制作者来“梦工厂”工作,更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电影人相继加入其中。而今,西方电影制作者与中国电影人的合作愈加的深入与频繁,拥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自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他感到非常的骄傲。另外,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电影艺术系教授杰森·斯夸尔(Jason E. Squire)先生对于电影制作类型的划分,更加启发了在场学者与学生们的思维。他认为,根据当前的电影制作方式,可以将电影分为大致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好莱坞大片,耗资巨大、制作复杂、整个拍摄过程充满挑战;第二种类型是推广到其他国家的译制片,它耗资适中,主要针对当地市场,制作此类电影的驱动力就是希望它收回成本获得盈利,以便制作更多的电影;第三种电影是本土电影,不会做成译制片销往国外。它们是本国电影市场的生命与血液,此种类型的电影以本国观众为目标观众群,以适当的资本制作为投入,以便在当地获得收益。

接着他又强调了,第一类电影就是我们的常说的“好莱坞巨制”、“美国大片”,但是,大的投资并不意味着大的成功,在去年的美国大制作影片中,就有两个失败的例子——《超级战舰》与《异星战场》。根据创意商业的原则,这些电影应该很成功,但事实上却不一定,此类型影片的关键词就是“不确定性”。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投机性和商业利益,才吸引那些喜欢冒险的企业家和艺术家投身于此类的电影制作。第二类电影投资适中、题材广泛,影片可能在当地获得成功,但它通常并不以送到海外为目的,因此翻译到其他国家后可能会让观众觉得无法捉摸,然而海外市场的发行方可能会在其中发现惊喜并获得利润。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影片八年前由Miramax发行,在美国大获成功[12]。就目前来看,第一种类型——美国大制作电影充斥着中国电影市场,获得了高额的票房收益,而中国电影中的高额制作相较前几年越来越慎重,更多的中国电影采取第二种方式去制作和发行影片,很少有中国电影仅仅属于第三种,只注重本土的电影市场,而完全不面向海外进行宣传推广。可以说,当前的中国电影,已然处在一个面向全球进行制作与发行的时代,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况,中国电影必须对本土的电影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另外,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教授还以她的团队进行的“2011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研究年度报告”的一组数据说明了中国电影的处境,表明了自己的担忧:尽管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速度已居世界首列,但中国电影仍然缺乏国际认知——三分之一以上的外国观众几乎不了解中国电影,32%使用英文的观众从未观看过中国电影。中国电影距上一次获奥斯卡奖项已有八年之久,这期间的中国电影和电影人也已很少出现诸如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等重要的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另一方面,世界上超过90%的电影票房仍被好莱坞占据,超过90%的国际电影奖项被欧洲电影斩获,尽管中国电影票房飞速增长,制作数量令人鼓舞,市场潜力也已彰显,电影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电影作品的质量还亟待提升,要执世界电影之牛耳,为世界观众所瞩目,仍前路漫漫,需上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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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论坛上,自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著名纪录片导演张同道先生与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亚洲电影研究学会副主席陈犀禾先生则另辟蹊径,以独特的视角谈到了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现状的分析。张同道教授的演讲《电影眼里的新中国表情》,所谈论的电影以记录现实生活的纪录片为主,试图从电影中的人物形象为首要切入点,解析新中国六十年来的表情变迁。他以公共表情、私密表情的视角,指出新中国电影里的公共表情从集体化走向合理化,最终达到多元化的局面;而私密表情也从初期的匮乏发展到现在的丰富,说明中国电影中的人物表情越来越贴近于心灵,越来越真实的现状。他认为:“电影里的人物表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象征;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可识别的表情,电影就是记录表情、传播表情最有力的媒介。历经六十年曲折的中国,期待电影为世界、为未来留下更生动、更丰富、更为真实的中国表情。而陈犀禾教授的发言《全球的影像流动: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现代性》,则从具体影片入手,阐释了他对现代性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性”有三种表现方式: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也可称革命的现代性,以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为例,它是关于中国革命和政治的“宏大叙事”;其次是改革派的现代性,或者说个体解放的现代性,以张艺谋导演的影片《菊豆》为例,是“传统社会价值结构中的女性遭遇”,是带有雄性欲望的个体讲述,具有批判性思维特征,试图以新的视角和价值体系看待社会、传统、道德、集体与个体的关系等;第三种,消费社会的现代性,也就是商业性的现代性,它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建立起来,以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和《画皮2》为例,其故事更加“非历史”也更加“非政治”,对于女性形象与身体的展现不再是符号化的,而是更多的面向当下观众的消费需要,与此同时,主人公也不再是受压迫的女性,而是女皇或女妖,相比较前两种现代性而言,它更加的非政治化和商业化。这两位教授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中国镜像与现代性”的关系,他们的精彩发言,为此次中美电影论坛的成功举办增添了别样的姿彩。

“中美电影学术论坛”是中国资深电影专家、学者首次在美国举办的学术论坛,是北京师范大学首次在美国的大学举办国际型的研讨会,是中美电影学者首次在好莱坞讨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与中美合作问题,是中国电影界专家跨越万里之隔与美国顶级电影学教授和业界精英展开的一场深入对话,是中美电影节自创办以来首次设立的学术活动,也是此届电影节精心推出的一个重量级环节。就像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彦涛先生在论坛开幕时的致词中所说:“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感谢黄会林教授和各位来自中国、美国的电影学教授,你们的到来提升了中美电影节的学术含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开中国高校之先河,为已经如火如荼的中美电影产业合作提供了更深厚、更广泛、更专业的学术意见,开启了中美两国电影界进行深入学术交流的新篇章。

(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艺术学博士后 萧薇)


[1] 《可可西里》2004,导演陆川,此片获得25届香港影金像最佳

[2] 《骆驼客》2012,导演高峰,第19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导演奖;

[3] 《喜马拉雅王子》2011,导演胡雪桦,此片获得意大利Calabria际电最佳/最佳

[4] 《额吉》2012,宁才导演,此片获得2011年第29届伊朗国际电最佳编剧奖

[5] 《碧落雪山》2010,导演刘杰,此片获得第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音乐、评委会大奖以及评委会特别嘉奖四项大奖。         

[6] 《赤壁》2008,导演吴宇森,上映一个月之后票房冲破3亿元人民币,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华语影片。该片在日本连续上映五周都荣登票房榜首,开创了中国电影在日本院线的最好成绩,《赤壁》的日本官网宣称该片在日本的满意度高达90%,但在美国的票房收入只有62万美元。

[7]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导演徐克,全球总票房达到2.8亿人民币,海外的销售版权为500万美元,在韩国上映五天横扫20亿元韩币,但在美国上映时票房惨淡。

[8] 《无间道》[]2006 导演马丁·斯科西斯;上映一周票房达到2700万美元,荣登北美票房冠军。

[9] 《金陵十三钗》2011,导演张艺谋,全球总票房超过6亿人民币,2012120日在全美发行,在美国的总票房不到32万美元。

[10] 《唐山大地震》2010,冯小刚导演,该片总投资1.2亿人民币,全球总票房6.5亿人民币,在美国票房仅有6万美元。

[11] 《我知女人心》2011,陈大明导演,翻拍自2000年好莱坞卖座喜剧电影《男人百分百》。

[12]《英雄》2004年夏季才在海外提上全方位营销日程,它占有了美国主流的2175家影院,并连续两周稳夺北美地区电影票房冠军,根据boxofficemojo.com显示,电影制作成本是三千一百万美元,它在北美院线收入为五千四百万美元,北美以外为一亿两千三百万美元,累计全球总票房为一亿七千七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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